【忙了一天，晚上陪夜，可以慢慢改文了，479在半夜】

　　【HIV志愿工作还是要宣传一下的，就当看短篇了，转自医学界】

　　2009年，我从医科大学毕业，回到老家县城工作。母亲像着了魔一样，每天趁我还没起床，便跑到床头边抹眼泪边念叨：“你这么大年纪不结婚，让我和你爸在邻居面前都抬不起头！”其实我喜欢男生，但那时没胆量，加上读医科大学时连老师都说同性恋是一种病，于是硬着头皮结婚了。

　　婚姻只持续了不到一年，唯一一次亲热，是妻子提出来的。我虽然抗拒，可在心里劝自己：试一试，万一成功了，就可以要一个孩子。

　　但我失败了。

　　失败的不仅仅是婚姻，还有接下来父母对我的冷暴力。他们对我不理不睬，在极度苦闷中，我和新认识的几个朋友在县城里乱逛。当朋友们问我为啥离婚时，我忍不住说了实话：我是同性恋。

　　第二天，这几个人居然逼上门来，让我拿出五万元“封口费”，不然就把“秘密”告诉单位、告诉家里。

　　我没有办法了。想来想去，在害怕与忐忑中，我很快考到离家很远的青岛，在一家综合性医院工作。

　　本以为自己跑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谁知道，敲诈我的几个人居然半夜来砸我父母家的窗户。母亲问我到底怎么回事，我只能撒谎说是借了高利贷。最后靠着大舅拿出的五万块钱才结了这件事。

　　从那时起，我决定做一个“‘同志’活动中心”，让和我一样苦闷的“同志”有个地方抱团取暖。

　　我总觉得冥冥中天意或也是一种使命。刚来青岛几个月，我忽然出现了淋巴结肿大、拉肚子等艾滋窗口期的症状。我一下子懵了。

　　我不敢去自己所在的医院检查，万一被人知道了，我就抬不起头了！于是我找到了一位草根组织志愿者，在他的陪同下，去疾控中心验血。三天后，结果出来是阴性。那一瞬间，我想唱、想跳，连眼睛鼻子嘴都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好了。

　　那次检查以后，我邀请疾控中心的主任来“活动中心”看看。或许那个时候，我在潜意识里已经觉得要做点什么了，只是自己还不清楚。

　　我们简陋的活动中心让疾控中心的主任有些惊讶。这个房子很旧，里面只剩一台老电视，还是房东不想要的“破烂”。而这个电视，也是用了两年之后，我才舍得卖掉，一共卖了二十五块钱。

　　主任建议我可以给“同志”作艾滋检测。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做检测，虽然我在一家草根组织做过志愿者，也知道采血和使用检测试纸，可就是很难开这个口。我太知道“同志”朋友听到“艾滋病”三个字，心里一哆嗦的感觉。我希望来这里的朋友都能舒服自在。

　　但疾控医生的话最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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