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具有的尊严，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，也许我没有历史学问的背景，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过的界限。当他问我坊间有什么新书时，我有时会以外文系的知识，冒冒失失、糊里胡涂地带给他馆里出版的书，也买些坊间话题论著，如柏杨的书，送给他。

　　我回台大之后，也常与他谈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书，譬如最早先用《美丽新世界》、《一九八四》和《黑暗之心》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，谈得最多的是《寂寞的追寻》。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，钱先生感到相当“有趣”（他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）。其实，一九八三年他亲自赠我的《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》书中，钱先生回忆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，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，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，独居小楼一年，在“寂寞不耐亦得耐”的情境下完成《国史大纲》，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。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，情境大不相同。

　　当然，一九七五年后，钱先生面对蒋总统去世前后的种种变局。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，以史学家的心情观察，感慨更自深沉，他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。《国史大纲》完成之时，昆明、重庆在日本轰炸下，前线将士血战不休，该书《引论》说:“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，文化之堕落，而犹可以言抗战，犹可以言建国，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。”此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蒋总统邀请下，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，以为可以安度余年，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，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，而一九五0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。

　　我不敢进入史学范畴，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，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，再接着是高中《中国文化史》的新编，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。在那一段时期，我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，随时有去住“保安大饭店”的可能，幸好生长在我那样的家庭，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，父兄常常幽默地说，你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，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，必须记住蒋总统文告里指示的，应当时时“庄敬自强”、“处变不惊”。爸爸以前曾说:“我这个女儿胆子小，经常“处变大惊”。”想不到，一九七0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我的“壮胆研究所”

　　其实，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，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，那时的影响。大学时代《国史大纲》曾是我们的教科书，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。

　　近日知《国史大纲》在大陆又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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