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已经去过三次了,请求和她儿子见面,但是,每次都被宪兵队的那个将军——在紫色脸膛上面长着一个大鼻子的白头发小老头,很不客气地拒绝了。
“大婶子,再过一个礼拜,提前是不行的!再过一个礼拜——我们给你想想法子,——但是现在,是不行的……”
他又圆又胖,使她联想起了熟透的、放了许多日子的、外皮上已经生了霉菌的李子。他总是用一根很尖的黄色牙签剔着那口细碎的白牙。小小的碧色眼睛,很殷勤地微笑着,他怕声音,也是和蔼可亲的。
“挺客气的!”母亲一边想着,一边对霍霍尔说。“老是笑容满面的……”
“是啊!”霍霍尔尔说。“他们——样子还不错,很客气,总是带着微笑。假使有人命令他:‘喂,这个聪明而正直的人对于我们是危险的,快给我保拿去绞死!’那么,他们也会带着笑容拿去绞死的,——绞了之后,他们还是依旧带着微笑吧!”
“比起上回来搜查的那个,他厚道些,”母亲比较了一下。
“那个一看就知道是狗腿子……”
“他们都不是人。他们是用来打人的铁锤。是一种工具。使用他们来收拾我们弟兄,叫我们变得服服贴贴的,他们本身就是统治我们的人们手中的服服贴贴的工具——人家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,既不想也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。”
她终于得到允许可以会见儿子了。
礼拜天,她规规矩矩地坐在监狱办公室的角落里。在那间矮小污秽的房间里面,除了她之外还有几个等待会见的人们。他们大概不是第一次来这里,互相都认识;在他们之间,倦怠地、慢慢地开始了像蛛网一般牵牵扯扯地谈话。
“您听说吗?”一个胖胖的、筋肉肥驰的、在膝头上放着一个皮包的女人说。“今天早上做弥撒的时候,教堂里的领唱撕破唱歌班的孩子的一只耳朵……”
一个穿着退伍军人制服的中年男人,很响地咳嗽着说:
“唱歌班都是些顽皮的小家伙!”
一个矮小、秃顶、下颚骨凸出、两脚很短而两手却很长的男子,似乎很忙地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走动着。用不安的轧轧的声音一刻不停地说着话。
“生活程度渐渐提高,人们也渐渐凶狠起来!次等牛肉,一斤十四戈比,面包又要两戈比半了……”
有时候,囚犯走了进来,他们都是形容枯藁,穿着笨重的皮鞋。他们走进了幽暗的屋子,眼睛立刻眨动起来。有一个,脚上发出了脚镣的声音。
周围非常寂静,是不愉快的单调。好像大家早已弄熟了,对自己的处境习惯了;有的静静地坐着,有的懒散地巴望着,还有的在有条不紊地、懒洋洋地和被监禁的人谈话。因为等待得有些不耐烦,母亲感到心在颤动,她茫然地望着周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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